2021年中国城市营商软环境竞争力排行榜

2021年11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北京共同发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创新工程重大成果《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9：超大、特大城市：健康基准与理想标杆》”（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倪鹏飞作首席研究员，两岸四地城市竞争力专家共同携手联合完成。

本年度总体报告聚焦从城市看中国：聚中有散，通向共同富裕之路，研究发现：从区域维度看东部在高端要素聚集的同时，中低端要素向中部和西部扩散的“聚中有散”塑造崛起，人口、人才和产业在南方加速聚集的同时，未向北方扩散的“只聚不散”形成分化；从城市维度看全国向群内人口和经济活动大尺度聚集与一、二线城市和中心城区向周边小尺度扩散的同时发生的“大聚小散”带动共富，高端要素集中聚集的同时，中低端要素产业分散聚集的“高聚低散”促进升级；从都市圈维度看，都市圈是“高端聚集低端扩散”、“大尺度聚集小尺度扩散”、“成长型聚集成熟型扩散”的集中体现；从长江经济带看，都市圈、核心城市、城区的“聚中有散”锻造长江经济带。

当前中国的空间经济演化在区域维度呈现出东西向和南北向的一组鲜明对比，即东部在高端要素聚集的同时，中低端要素向中部和西部扩散的“聚中有散”现象，以及人口、人才和产业在南方加速聚集的同时未向北方扩散的“只聚不散”现象。具体说来，首先，东部人口、经济占比持续扩大，高端要素继续聚集；中部崛起态势鲜明，科创安徽引领发展；在东中一体共同进步中，“聚中有散”塑造了崛起和收敛。其次，经济上“南升北降”，南北经济差异扩大；人口上“北雁南飞”，南北人口分化加剧；产业上“北散南聚”，北方多地增长乏力，这种“只聚不散”加剧了分化与差异。

中国的空间经济演化在城市维度出现：全国向群内人口和经济活动大尺度聚集，与一、二线城市和中心城区向周边小尺度扩散的同时发生的“大聚小散”；高端要素集中聚集的同时，中低要素产业分散聚集的“高聚低散”；和成熟城市产业升级和成长城市制造业加速聚集的“成长聚集、成熟扩散”三类空间特征现象。具体说来，首先，“大聚”表现为在整体层面，人口和产业向城市的进一步聚集；此外，还表现为核心城市的聚集和边缘城市的收缩；“小散”表现核心城市对周边和下级城市的转移，也通过在全域发挥作用，使城乡收入差异持续减小，加速共同富裕。然而，个别城市也出现了区域流散背景下中心城市聚集的逆向变化，即“大散小聚”的情况。其次，“高聚”体现为高端要素向一、二线城市聚集；“低散”体现为一般产业向三、四线城市扩散，从而“高聚低散”造就了强二线城市的迅速崛起。然而，由于一些非市场行为的存在，造成了违反经济规律的“高散低聚”，即高端要素产业的分散和低端要素的聚留。最后，成熟型城市呈现“先聚后散”历程，成长型城市“还在聚集”之中，后工业化时代形成新的聚集特征，个别城市处于“人散我聚”状态。

都市圈是高端要素集中聚集与中低端要素产业分散聚集、大规模要素向圈内集中与圈内中心城市向周边小尺度扩散以及成长型都市圈要素聚集与成熟型都市圈要素扩散的集中体现。从全国总体来看，都市圈集聚了我国大部分的人口和经济，都市圈经济总量占比达到73.48%，都市圈人口总量占比达到63.05%，其中经济、人口规模最大的三个都市圈分别是上海、广州和杭州都市圈。从都市圈内部来看，上海、武汉、郑州、北京、成渝、广州等都市圈均呈现小尺度扩散，中心城市人口开始向周边城市流动。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成熟型都市圈扩散外溢，如深圳都市圈，城市化率高于60%且三产与二产比重大于1，迁出企业多为食品加工等产业、迁入以货币金融服务为主的高端产业；中部都市圈崛起聚集，城市化率小于60%且三产与二产比重小于1，如合肥、郑州都市圈，主要以集聚要素，承接新兴产业为主。从能级来看，头部都市圈高端服务业加速聚集，如首都都市圈三产与二产比例从2005到2018年增长了85.79%；部分周边小城市承接低端制造业，如福州都市圈的三明、南平以及宁德等城市，成熟都市圈的低端产业外溢与高端产业承接并行，以成都为例，2005-2017年迁入企业数为353，迁出企业220家，且迁入企业多以互联网、航空、医药制造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迁出企业多为纺织、食品制造等低端制造产业。

总体报告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崛起于三尺度的聚集与扩散。北纬31度线是一条重要的经济地理分界线，从地图上看，这条线正好穿过长江流域，界定中国经济权重的分布，可视为中国城市发展的“长江防线”。此外，长江沿线的都市圈及城市群正加速崛起，呈现由东向西“横向扩散”的趋势。长江经济带“聚集”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面积占全国的21.4%，是我国影响最大的黄金经济带。2020年，长江经济带总人口约6.06亿人，占全国的42.92%，地区生产总值约47.16万亿元，占全国的46.42%。首先表现为核心城市“扩散”带动长江流域都市圈发展，2021年中国经济竞争力排名前10的城市中，有5个位于长江经济带（上海，苏州，南京，武汉，无锡，）；排名前20的城市中，有10个位于长江经济带（再加上杭州，成都、宁波，长沙，常州）；其次表现为长江经济带都市圈承载高端产业群，但以低端产业外溢为主，如上海、杭州等中心城市，多数低端产业逐渐向外围扩散；城市向农村的“扩散”造就长江流域融合发展，城乡收入比长三角经济区最小（1.96），中三角经济区居中（2.03），成渝城市圈最高（2.15），但都显著小于全国平均水平（2.64）。

报告以“特大超大城市：健康基准与理想标杆”为主题，从中心区、都市圈层面对全球特大超大城市的现状与特征、高质量发展与健康程度、历史演化与未来趋势进行全样本研究和提炼。基于相关文献研究和基本常识，课题组提出了人类舒适生存最低需求理论和标准，推导出与国际经验高度吻合的城市规模与密度理论标准，为全球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也为全球实证所检验。进而结合国情推演出我国的合理区间标准，对标出我国的问题及其影响。最后，基于理论标准及对标和借鉴高质量城市的标准和经验，避免和汲取低质量城市的问题和教训，提出我国特大超大的高质量发展的疏解的方向和思路。

由于健康程度决定于城市的规模、密度、强度和功能，从实证上根据健康的程度可以大致确定超大、特大城市的规模、密度、强度和功能的健康标准和类型，总体比较欧洲发达国家超大、特大城市规模、密度、强度和功能最符合健康的标准，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超大、特大城市次符合健康标准，拉美国家的超大特大城市很不符合健康标准，亚非中等收入以下国家的超大特大城市最不符合健康标准。

主题报告基于相关文献，创新性提出人类舒适生存最低需求理论，及人类对空间、距离需求和生态平衡的极限标准：第一，人口居住空间不低于30平米，低于30平米存在明显压抑；第二，城市范围内土地开发强度不能超过30%，超过30%自然生态系统就有可能遭到破环，危及生存环境；第三，建筑物高度即容积率也存在人类容忍的极限高度，由于地质结构不同城市之间有区别，但结合全球城市的经验，就整个城市而言不宜超过2.5；第四，单次通勤时间不超过60分钟；第五，城市住房用地占城市建设比例无论从环境、经济还是社会角度看都是有区间，经验显示值在25-40%之间，低于和高于这一区间将不够协调。

鉴于未来15年中国城市化率将从65%提升到75%左右，中国也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以及人口多土少等国情，特大超大城市合理的规模、密度更接近合理区间的上限。因此，我国特大超大城市内部是一个三层嵌套的体系：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紧缺、产业结构不均衡的发展状况，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发展模式几乎是相同的，均呈现多中心、多组团、分布式、间隔状、网络化的发展格局。

我国一些超大、特大城市目前不同程度的存在没有形成多组团体系，居住区域过于集中和单一，功能区和预留空间分布不均衡，道路交通体系建设过于封闭和一元化；存在总体规模大，核心区密度高，空间人口分布不合理等问题；存在建成区规模偏小，开发强度相对较低，建设用地结构不优，工业用地比重较高，城市空间结构和土地利用亟待优化等问题；存在经济规模和经济密度仍然相对较低，产业层次较低，输出型产业发展不足，产业布局待优化，分工协作与多层嵌套欠缺，缺少全球顶尖城市，全球城市数量太少，功能层级较低，输出性功能比较弱等问题；存在“一城独大”且特大超大城市规模均较为接近，多层嵌套的城市体系尚未形成或进展缓慢等问题。

特大和超大城市功能疏解措施为：要遵循城市演化的客观规律，立足于大都市圈发展的更高站位，破除制约大都市圈内各类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政府引导市场来实现特大和超大城市非核心功能的有序疏解，推动大都市圈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我国超大特大城市健康发展，应当降低人口密度、开发强度，提高经济密度，提升功能，扩大都市圈的空间面积，疏解低端功能，建高能级的城市。特别应当制定多层嵌套的大都市圈空间规划；建设多组团、多中心、多层级的城镇体系；积极引导市场来推动特大和超大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更大范围的公共产品优化布局；创新功能疏解的体制机制。

附：2021年中国城市营商软环境竞争力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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